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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香港「反送中」遊行,百萬人民上街表達憤怒,不滿人權被侵犯限縮,同時深切呼籲台灣,不要步入香港後塵。而台灣法治人權現況的確堪慮,杜姓會計師指出,其實台灣人民仍籠罩在法稅整肅的高風險中。由台灣每年新增欠稅欠費被強制執行案件數可見端倪,2001年為190萬件,逐年攀升到2018年變成1,021萬件,幾乎每兩人就有一人遭遇此困境。而刑事妥速審判如殺人放火都僅需8年就審結,但稅務案卻要自法院作成撤銷或變更裁判之日起逾15年未能確定其應納稅額者,才能終結,台灣面對現行無人權的法稅制度下,人民要選擇當自己的主人,還是仍舊當國家的奴隸?!

杜會計師認為,人民要捍衛的民主自由不是形式上的,主要價值是伴隨監督責任的,她認為反送中的原因是香港人不信任中國的法治,我們也自問台灣算是法治國家嗎?如果一個國家可以透過公權力整肅壓迫人民,其實就沒有自由可言,因為國家永遠都可以用公權力使人民屈服,達成國家想要的意識形態或方向。台灣是否真是法治國家,可從立法、司法二方面來檢視。從立法層面看,1990年野百合學運爆發是因為當時國大代表要延長任期又想調高出席費,從5.2萬調成22萬,計算一年共需1800萬,對照現在的立法院竟然還在包庇通過1.3億沒有法律授權的稅務獎勵金,立法根本沒有制衡功能,但可悲的是人民竟將這事置身事外,比照20年前野百合學運為了幾千萬不合理站出來,與香港反送中的現況,相對現在台灣人民對上億違法預算無感形成非常大的對照。而司法部分,帶頭違法的都是政府機關,曾有國稅局人員直接表明「法院說的不算」。政府最常用來整肅人民的兩個工具就是「法」與「稅」,都暗藏整肅人民的工具手段,很多會計師不敢跟國稅局對立,是因為擔心往後所有承辦的案子都會被追查,國稅局為何可用公權力讓人民長期暴露在被稅務員惡意查稅的風險?雖然依法稅務員開稅單前須善盡職權調查之責,但事實上卻沒有,如果這些情形還在發生時,就無法說台灣是一個民主法治的社會,因為人民隨時都可能被這些手段整肅。

杜會計師談到,既然我們選擇民主制度,就必須勤於監督,並對抗不公不義的制度,她舉近期在澳洲雪梨舉辦第十七屆世界賦稅人權會議的討論內容,會議中她提到台灣稅務案勝訴率只有6%,澳洲納稅人組織副主席當場提問,是否台灣律師能力太弱?她解釋其實是台灣特有的萬年稅單制度導致,而當現場聽聞台灣稅務法官產生過程粗糙時,他們簡直不敢相信,因為澳洲的仲裁法庭中的法官與相關人員,一定是具有高度專業知識的。印度會計師還私下建議台灣應學習印度仲裁法庭納入產業界、稅務界的專業人員,仲裁時才能公正!「轉身反抗不公不義,才從奴隸變成自己。」杜會計師引用法國作家卡繆的話表示,當今天行政機關、司法機關沒有辦法真的保障人權時,人民只有自己站起來保護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