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出處:新公民議會

作者 / 許文宜(企業主管)

台灣的民主政治雖然獲得國際的肯定,但內部卻有許多「非民主」的社會現象,從近年來一些社會事件的觀察,台灣的人權並沒有進步,反而倒退。民主政府的公職人員是「以人民為中心的行政人員」,必須具備:負責任(Responsible)、有反應(Responsive)、可依賴(Reliable) 的共識與素養。若有傷害國家人民權益之事時,官員必須「自動承擔責任」,輕者負行政與道義責任,重者得負法律責任或辭職下台的政治責任。但這些在台灣鮮少看見。

每年10月10日是我們的國慶日,也是「世界心理健康日」,提醒大家要重視「心理健康」,只有身、心與社會的全方位健康,才是真正的健康,這是政府應該為人民努力的目標,也是國家昌盛繁榮的基礎。

美國最成功的體操選手Simone Biles,今年七月在東京奧運退出她引以為傲的競賽項目,她坦承自己的心理狀態不佳,她說:「即使是我們當中最有成就的人,有時也必須退後一步照顧自己的心理健康。」這段話鼓勵許多正在與心理搏鬥的人,走出來面對自我,同時也希望國際社會重視心理健康議題。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全球有超過3.5億人罹患憂鬱症。根據衛福部調查估算,台灣約有200萬人有憂鬱症。許多憂鬱症患者不知道自己有憂鬱症,有些不敢承認自己得了憂鬱症,因為怕被貼上標籤,台灣只有五分之一的憂鬱症患者對外求助,一年憂鬱症造成台灣的經濟成本估計約有405億,包含醫療照顧與無法工作的生產損失。

在高壓的社會環境下,台灣憂鬱症人口有越來越多的趨勢。憂鬱症的病因包含生物性、心理性、社會性三個層面:來自疾病、生活中的各種壓力、貧窮、暴力與失落,缺少支持的力量,都會產生心理健康問題。

「心理健康」是國際人權法的基本人權之一,世界衛生組織WHO也對健康權揭櫫“the highest attainable standard of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能取得之最高標準的生理及心理健康)。無論生理或心理健康都與人們的生存相關,因此與「人權」有密不可分的關聯性,是否能獲得「最高標準的」身心健康,也與「自由」與「權利」的實現有關。

前總統馬英九曾說,「人權之侵害,十之八九來自政府官員」;真理大學法律系吳景欽副教授曾表示:暴力的來源很多,國家暴力的傷害最大,因為它看起來有合法外觀,人民要對抗很困難。

台灣的民主政治雖然獲得國際的肯定,但內部卻有許多「非民主」的社會現象,從近年來一些社會事件的觀察,台灣的人權並沒有進步,反而倒退。民主政府的公職人員是「以人民為中心的行政人員」,必須具備:負責任(Responsible)、有反應(Responsive)、可依賴(Reliable) 的共識與素養。若有傷害國家人民權益之事時,官員必須「自動承擔責任」,輕者負行政與道義責任,重者得負法律責任或辭職下台的政治責任。但這些在台灣鮮少看見。

中壢女老師走在路上就被警察掐脖強制壓地,並上銬逮捕;竹北路邊婦人舉牌表達訴求,被警察違法帶走審訊7個小時,並深夜移送地檢署;去年基隆市民陳青旭因為欠繳交通罰款1.8萬元,房子被法拍,過程諸多缺失,還涉及官員偽造文書,利用媒體抹黑當事人。此後也有多起小額欠稅欠費,卻被執行署查封拍賣房子的報導;就在不久前,新北市一名許姓男子,去年與今年共4萬元的疫情急難紓困金,被行政執行署強制執行扣款,雖然後來獲得返還,但陳情過程中,執行署說「已執行完畢,無法歸還!」,是「民眾疏忽,該注意而未注意。」「執行署不會也不可能知道存款來源,需銀行查報或義務人自己提出證明才知道。」

這些看在民眾眼裡,根本是公務員的怠惰、卸責,輕率強制執行人民財產的態度,凸顯官員缺乏「道德良心」一點也不考慮人民的基本生存權,而且這些官員還理直氣壯,不但沒有歉疚之心,還不會被懲處,甚至有些更升官進爵,這種國家暴力是人民恐懼不安與壓力的來源之一。

近年來台灣心理衛生需求大幅成長,但2021年國民心理健康預算,平均一個人只有台幣 26.84元,立委邱臣遠說「僅值 1 碗泡麵」,只占衛福部總預算 0.03 %,與先進國家占比10 %相比,有著巨大差距。顯見政府並不重視人民心理健康問題,或許是「看得見的績效」擺優先的政治文化,讓看不見的「人民心理健康」遭到漠視,如果不能改變,將導致未來產生很多的社會問題,並付出龐大的社會成本。

政府應該將人民的身心健康列為「最優先事項」,所有國家政策也應該要進行「心理健康影響評估」,減少惡政,改善病態社會,不只被動的醫治有疾病的人,還要達到積極「防治」與「促進」心理健康的世界趨勢。對於公權力不正義的壓迫,也需要大家一起推動改革,讓人人可以免於恐懼,享有生理、心理與社會的全方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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