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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羅吉強(法務顧問)

我要先謝謝孫恭正先生寫《動搖國本的韓豫平冤案》,深入淺出的古今論述,讓我傳給親友一起關注台灣司法問題時,確實引起了不少共鳴。

也很慶幸立委們得知韓豫平少將因2880元餐費,被依《貪污治罪條例》判處4年6個月定讞時,願意站出來為該案發聲。而法務部長接受民眾陳情後,也釋出善意,考慮以提起非常上訴的方式來處理,讓該案出現了一線曙光。

但多少被法院誤判的案件,因缺少媒體報導,無法受到應有的關注與聲援,而獨自暗夜流淚無人問,可見媒體作為監督政府的第四權,是多麼的重要!已退休的前國防大學教授左杰官也因媒體報導得以發文聲援,提出許多批駁,讓民眾對案件有更客觀的了解。

閱覽韓案的判決理由後,發現該案有許多普遍存在的自由心證與證據法則的問題,不禁在想,既然法院認為許多證人的證詞彼此間有出入,為何不依被告的請求,另行傳喚其他證人,以求證真正的事實?而且證人之間有出入的部分,也許就是關乎事實關鍵的地方,怎可因證人大部分的證詞相同,就忽略不查?

自由心證雖是法律的規定,並成為法官對自己判決辯護的最大理由,但自由心證並不是法官想怎麼辦就怎麼辦,而是要受證據法則及論理原則所拘束。否則法官僅依主觀的認定,卻沒有外在客觀證據的佐證,將會流於思考的獨裁,反而阻斷了事實的發現,對於法律的適用就會出現偏差,甚或造成冤案。

除了自由心證與證據法則,本文要點出另一個值得關注問題。當同一種事實,在不同人的身上卻有不同對待方式,甚至是以違反比例原則對待時,其中多少透露出國際人權中的「歧視」問題,甚至有著政治整肅的概念在裡面。因此往往在其平冤的路上,許多不合法律原則的司法手段會不斷發生。

然而很慘的是,若沒有媒體的揭露,這些手段就只有法律人看得懂。

例如日前一位媒體人對政治人物的提告,經判決敗訴後不服提出上訴,上級法院發回地院,地院卻又發給判他敗訴的法官審理,其後因這位法官拒絕遵守迴避原則,導致訴訟中斷而延宕。此一事件若非媒體報導,大家也不會知道法律上有法官迴避的問題,關於這一點恐怕也會成為未來韓豫平案件重審可能遇到的難題。怎麼說呢?

法官迴避制度主要是為了確保裁判的公正性,避免法官因為各種因素,無法公正公平的審判。但我國司法實務上,對參與前審的法官須自行迴避一事,卻採保守解釋,自行認為法官若僅參與下級審審判期前的調查程序,並未參與該案的直接裁判,就不須自行迴避,甚至可不提理由就直接拒絕迴避。

台灣因為司法單位漠視及曲解此一極為重要的法官迴避制度,衍生出很多冤錯假案。臺灣財經刑法研究學會於是在2020年7月1日,假立法院召開「法官漠視迴避制度造成台灣成千上萬冤錯假案」記者會,提出沉重的控訴與呼籲。會中以被監察院列為重大人權案件的太極門案為例,2007年最高法院已判決沒有欠稅,行政執行署為什麼在過了追稅期限7年及5年的執行期限之後,竟可以通知2020年7月31日拍賣太極門道館預定地?

原因就是已有自由心證的黃淑玲法官明知該迴避而不迴避,直接駁回太極門上訴,讓國稅局勝訴定讞,而能留下一張1992年度違法稅單,間接幫助了國稅局遂行其稅務獎勵金預算的執行與稅收績效的達標。

這裡要說明的是,因為我國的行政訴訟僅有兩審,所以黃淑玲法官的兩次參與審判卻未迴避,等於直接剝奪了當事人的公平審判權。再者,也因最高法院是採秘密分案,當事人根本無從事先得知,更無法提出迴避聲請,而遭直接駁回。

所以在完全沒有反駁機會情況下,台灣發生震驚國際社會的宗教迫害醜聞,行政執行署強制執行了1992年那張違法稅單,甚至在包括陳志龍教授在內的上千位到場聲援者面前,光天化日強奪太極門修行聖地並非法收歸國有的國恥事件。

歷年來台灣民眾對法官的信任度始終低落,中正大學最新2021年民調顯示,只有33.1%民眾認為法官會公正審理與判決刑事案,也就是民調超過6成6以上的民眾認為法官判決不公。

法律的功能原在保障人權與實現正義,但法官與檢察官的濫用自由心證,若再違反迴避原則,就會變成迫害人權的工具,在官官相護文化下,徒有《刑法》第124條的枉法裁判罪及第125條的濫權追訴罪,也將形同具文。本文呼籲人民必須形成輿論壓力,督促政府有效汰除不適任的司法人員,並放寬再審的條件,讓遭確定判決的冤案有被救濟的機會,以實現法律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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