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初期，蔣介石任由冀朝鼎浮濫徵稅，又有柯遠芬之輩浮報功蹟，導致國共內戰時大敗共產黨，更導致使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但時至今日，台灣的政府卻還在使用同一套徵稅制度，民怨四起，難保歷史不再重演。
文：梁心玖
二二八事件迄今已71年而傷痕未逾，政客鼓譟、青年造事，有如在消費二二八的剩餘價值，卻少有人探討背後的真正導因，其實在死傷之下，二二八事件真正的遠因是國民政府濫稅，而濫稅政策的發明人是冀朝鼎——一位潛伏在國民黨最高財經決策層的匪諜。更可悲的是，台灣政府至今仍在忠實執行冀朝鼎政策，就連對岸的惠台31條措施等政策，也是在延續國共內戰至今都不曾改變的經濟戰略。
以下先解讀二二八事件和冀朝鼎的背景，以瞭解冀政策成功之因。
二二八的遠因是中國官場千年不改的貪污惡習，逼人民不得不反。文官平常可以對人民任意課稅，遇到饑荒或洪水，若上級撥發賑災或工程款，就有機會中飽私囊；武將則是設法藉機滋事，或把小偷誇大成叛軍亂黨，若上級派兵平亂，即可加官晉爵，而撥下的糧餉被層層貪污，到了基層士兵手上根本吃不飽，只能淪為盜匪，出征移防就是沿途姦淫擄掠。
1912年孫中山革命只是革掉滿清皇室，各省督軍以下完全照舊。1928年蔣介石北閥也只是微調各省督軍地盤，中下階層官員一樣不變。1945年二戰中國雖然勝利，但貪官治國基本架構依舊。中國學者袁浩著《台灣不教的中國現代史》：「國民政府要從農民手中透過稅收拿一元，就不得不讓基層鄉紳與官吏拿二元甚至三元，幾千年歷史概莫能外」。
戰後這些貪官去台灣和大陸的淪陷區接收前政府的財產，就成了「劫收」到自己口袋，民眾的財產被任意掠奪，致民怨沖天，猶如在各地堆滿了汽油，只等待一絲火苗。大約同時，共產黨經濟決策者陳雲卻是以武力消滅原有的基層鄉紳與官吏，進行血腥的土地改革，免除了中間剝削，讓共產黨地盤的農民自留收入比以前多，共產黨才能獲得大部份農民支持，並以由窮鄉僻壤徵得的稅與糧，抗衡領有富庶地區的國民黨。
文官亂：亂下稅收猛藥的政府，有如公然搶劫
「天才」經濟學家、時任中央經濟研究處處長的冀朝鼎，看到中國官場惡習是共產革命的大好機會，於是發明了一系列濫稅、貨幣、外匯政策，用意在促使人民恨透國民政府，終至民怨如燎原怒火，民怨沸騰，國共內戰只打了兩年，國民政府就敗亡，造成三千多萬軍民死於內戰，也在台灣引爆了二二八事件。
冀朝鼎之父是北京大學法律系主任，冀是芝加哥大學法學博士和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他考察中國各地寫下博士論文《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被同在中國各地考察古科技的英國科學巨擘李約瑟稱讚為：「在中國歷史上探索發展變革的最傑出的英文著作」，兩人成莫逆。這篇論文也讓美國財經學界和政界刮目相看，舉凡中國相關問題，皆諮詢冀。
1941珍珠港事變後，美國與中國結盟，大量援助中國抗日，也由冀居中運作。冀由此進入國民政府財經決策最高層，受到行政院長宋子文、財政部長孔祥熙重用。宋孔兩人背景類似，少年就讀以英語為主的教會學校，青年赴笈美國，並未真正瞭解中國基層，宋更是不能讀寫中文，只能講聽簡單華語，收訊息發政令多依賴冀，因而宋根本不知冀政策闖了多大禍。
冀的政策，一言以蔽之：「與民爭利」，使台灣與大陸人民同受其害，例如重要民生物資（米、糖、菸、酒等）皆由政府專賣，又背負數倍於貨物本身價值的重稅，這使得盛產稻米的台灣竟有許多人買不起白米，甚至餓死，雖然政府能因而獲利，但大部份利益也都落入貪官私囊。
同樣荒唐的是冀的貨幣政策，用槍桿子強迫人民以離譜的兌換率，拿汪精衛政府的中儲券和日本總督府的台灣銀行券，兌換國民政府法幣，不久後又要兌換金圓券、關金、銀圓券等（在台灣則另有臺幣，後來被新台幣取代）。每一次發行新幣，都是濫印鈔票製造惡性通貨膨脹，強迫財產歸公（其實是劫收入私囊），這讓許多人的財產一夕間變成壁紙，怎能不恨國民政府？以致於當時有人賦詩「蔣家天下陳家黨，宋家姊妹孔家財」，嘲諷四大家族以賦稅和貨幣政策掠奪人民財產，再加上駐防台灣的士兵有槍無糧，購物不付錢還美其名曰「徵收」，這就是光復初期台灣民眾見識到紀律蕩然的國軍，讓人民恨之入骨。
用這種餓壞了的槍桿子來實施離譜的賦稅和貨幣政策，不論在中國或台灣，都有如赤裸裸的搶劫，於是在1947年2月27日，在臺北的貧苦的單親媽林江邁販售私菸遭查緝員打傷，引起路人圍觀聲援，查緝員因害怕眾怒開槍示警，卻誤傷路人致死，第二天此事傳開後引爆人民與官方的流血衝突，這正是冀算準必然會發生的火苗。
武官壞：求功虛報戰果，遲早會被打臉
國民政府上有冀朝鼎政策，下層官員則有柯遠芬對策。柯為當時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職權名為治安，實為查緝共黨匪諜，而當時軍中對於匪諜已設有重賞。官民衝突對柯而言，正是加官晉爵的大好時機。
二二八事件衝突不久，官民皆有死傷，國民政府派國防部長白祟禧、監察使楊亮功及特派專員蔣經國來臺宣慰並且調查。柯遠芬帶楊亮功等人查看圓山陸軍倉庫前面廣場上的數百具屍體說：這些就是昨晚進攻這個倉庫的奸匪暴徒。楊亮功私下對隨扈透露：倉庫附近並沒有戰鬥過的跡象，死者都是十八、九歲的中學生，又沒有攜帶武器。楊亮功即知曉柯在玩虛報戰果的古老官場詐術。柯又向白邀功：「奸偽已經混入群眾中，積極地在煽動」，又自誇：「寧可枉殺九十九個，衹要殺死一個真的就可以」。
這種冷血狂言讓白大怒，立即斥責柯「古人說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者，不為」，並指示「今後對於犯案人民要公開逮捕，公開審訊，公開法辦，若暗中逮捕處置，即不冤枉，也可被人民懷疑為冤枉」。白離臺後上簽呈給蔣中正說「柯遠芬處事操切、濫用職權，對此次事變舉措尤多失當，且賦性剛愎、不知悛改，擬請與以撤職處分，已示懲戒而平民忿」，楊也建議嚴懲柯。
柯除了虛報戰功，還藉機自肥，充分實現毛澤東「天下一片大亂，形勢一片大好」的投機心態。白楊兩人都不知道的，是柯還順便逮捕了幾位世家子弟，包括林衡道（台灣首富板橋林家子弟，後為知名台灣歷史文化學者），劉闊才（後為苗栗縣長，立法院長），名為抓匪諜，實為擄人勒贖，當林劉兩家傾家蕩產籌鉅款賄賂柯，原來的匪諜就不再匪諜了。
其實，真正的「匪諜」就在蔣總統身邊，如國防部參謀次長劉斐中將，第三廳廳長郭汝瑰少將，國軍詳細作戰計畫皆出自劉郭，有趣的是，郭劉互不知對方是匪諜，郭甚至還檢舉劉是匪諜，但老蔣仍重用劉郭二人。
上有政策要抓匪諜，下有對策是不抓真的不抓大的，只抓有油水可撈的，用柯這類官員，國民政府當然一敗塗地。蔣總統渾然不知冀的真正身份，更聽不到民怨，只見稅愈收愈少，只得用盡手段濫稅，造成民怨決堤，但稅款大半落入貪官私囊，政府還是沒錢，就難以調動軍隊，只有採用冀發明的，更荒唐恐怖的手段來徵稅，更加逼人民造反。惡性循環下來，在台灣，就是二二八事件真正的原因。
文武不興，要負責的終究還是領導人
當時黨務及特務領導陳立夫懷疑冀是匪諜，但蔣認為冀有兩個博士學位，新貨幣又要用美金作準備，而冀是最佳的聯絡人，所以仍重用冀。冀一直在財經決策高層出餿主意，直到最後一場大戰平津會戰，蔣見國軍缺乏補給資源，即派冀到北平襄助平津戰區司令傅作義，冀反而邀傅到自宅並成功策反傅，1949年1月21日傅率50多萬大軍投降，蔣才知冀是匪諜，但山河已易手。至此國民政府已無可戰之兵，同一天蔣總統黯然下野。
退守台灣後，蔣經國痛定思痛，避免再犯宋子文柯遠芬之錯。當時蔣經國時常輕裝簡從隨興逛市場，看到麵攤就坐下來吃上一碗，和民眾話家常，貼身侍衛都來不及阻攔，這是誠意結交民間友人，傾聽真正的民意。蔣經國對於民眾關心的民生物資售價（例如米酒和衛生紙），是用盡行政資源即時處理；他對於官商勾結是零容忍，例如1985年爆發的經濟犯罪十信案，經濟部長、財政部長、執政黨秘書長、臺北市黨部主委迅速被辭職，毫不留情。蔣經國逝世已30年，但民間對他的支持度遠超過其他總統，正是因為他聽到人民的聲音，為民興利，而不是與民爭利。
「稅法二二八」再現，執政者似乎學不到教訓
前台大法學院教授陳志龍與法稅改革聯盟在財政部大樓前抗議，痛批台灣財經幫不顧賦稅人權，橫徵暴斂，近四年即超徵5,000億。
媒體報導，稅災戶受到的際遇與當年二二八冤案相當。稅災戶江先生痛訴自己因他人盜用身分開立公司，因此收到500萬元的烏龍稅單，打行政救濟訴訟時還被稅捐機關警告：「稅法獨立於一般法，你官司打贏還是得繳稅單」；有一位身障者陳先生遭盜用身分，被當成一家公司的「人頭」負責人，最後因繳不出千萬元稅單而跳樓自殺。這些不應發生的違法事件，層出不窮，至今尚未解決。而爽領查稅獎勵金的稅務人員行徑，比土匪更土匪，正如實施冀朝鼎政策的官員，違法的行徑未有長官正面回應，稅法或行政救濟機制，更蘊藏許多保護或鼓勵這類橫徵暴斂行為的施行細則，擺明把人民當傻瓜，人民怎不憤怒？
再看財經長官的言論，猶如柯遠芬再世。前財經首長在立法院公然宣稱：「要講人權就不要課稅算了」，和柯「寧錯殺九九」如出一轍；炫耀「超徵稅收5,000億」，正如柯以青年屍體向楊亮功邀功一樣冷血。另一位首長更為離譜，當立委許添財建議撤銷由最高法院已定讞無罪無稅的稅務冤案時，某乙竟反唇相譏你是要我投降嗎，許斥責他「你就是沒有道理，才會講這種情緒的話，什麼叫你投降」，好像恰似白祟禧訓斥柯。
顯見，今日政府未見二二八之因，仍然在用查稅獎勵金利誘稅務人員濫稅，又違反憲法用完全沒有規則的實質課稅原則來合法化濫稅，法規仍源自冀朝鼎政策，做法則仿效柯遠芬對策，這樣下去官逼民反的事件必定重演。
願今日政府在追思二二八的同時，莫忘其教訓，應盡速讓現代稅法二二八受害者早日平反，以安定民心。謹建議層峰，與其潑漆醜化老蔣的罪惡，不如徹底效法小蔣的長處，傾聽民意、為民興利，而非鼓動民粹與民爭利。31條惠台措施對於今日台灣青年，正如當年陳雲對於大陸農民的土地改革，財經首長若還緊抱冀朝鼎政策柯遠芬對策不放，歷史必定重演！
文章出處：關鍵評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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