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出處:台灣法律網

文 / 揚塵【台灣法律網】

已故行政院科技顧問簡永松因國稅局以無形資產作價股票,對其解散清算的舊公司追稅7,000萬。期間他向監察院申訴,監察院也說國稅局錯誤,國稅局也不理,於是走行政法院訴訟,法院對人民有利的證據視而不見,照抄稅捐機關資料就判決,稅單在他往生前遲遲未撤銷,至今仍含冤未雪。

葉揚春博士於2000年學成歸國,以「技術入股」方式加入一家公司,他因轉讓部分股票,遭國稅局將股票當作他的薪資所得,發出400萬天價的稅單。一次次的提起行政訴訟、卻屢遭敗訴,在行政法院上吃盡苦頭,最終是妻離子散。

根據統計,台中高等行政法院2016年莊金昌法官共審54件稅案,其中53件全部人民敗訴,敗訴率高達98.15%,2012年劉錫賢法官共審56件稅案,人民全部敗訴,林秋華法官共審68件稅案,同樣人民全部敗訴,勝率為0,人民打稅務訴訟一勝難求。

在台灣行政法院向來有「敗訴法院」、「駁回法院」之稱,原因是稅務訴訟行政法院法官因判決勝率幾乎一面倒向行政機關,人民敗訴率極高。司法院司法統計年報,2013年至2017年五年高等行政法院稅務訴訟人民勝率平均只有0.0524,另外根據台北商業技術學院會計財稅研究所助理教授黃士洲研究報告指出,最高行政法院稅捐判決僅5.94%有利民眾,民眾打稅務行政訴訟可說是「九死一生」。

同樣在德國的地方財務法庭稅捐訴訟勝率44.08%,聯邦財務法庭稅捐訴訟勝率17.8%,捷克稅務案件人民勝訴率大約可以達到50%,荷蘭行政法院判決人民的勝訴率大約30%左右,在印度稅務救濟勝訴率甚至超過50%,丹麥高達60%。對比各國行政訴訟勝率,在台灣,行政法院嚴重向行政機關傾斜,司法權完全無法捍衛司法應有的公平正義。

人民有權不自證己罪,為何須負舉證責任?

前台南縣縣長蘇煥智在一場研討會中曾說:「在英美國家當人民不同意這個稅,政府要當原告去法庭告,稅捐單位負舉證責任,這是真正的公平。也就是稅單須由稅務單位提出起訴的憑證,經稅務法院判決確定才能執行,稅務單位不能自己就強制執行。」,但在台灣當人民不同意這個稅時,人民反而要當原告去告政府,政府不必負什麼舉證責任,反而是擔任原告的人民要證明自己無罪無稅,「舉證之所在,敗訴之所在」,當然人民敗多勝少,這款自己需自己證明無罪無稅的扭曲訴訟制度根本不符國際人權「不自證己罪」與「無罪推定」的基本權利。

所謂不自證己罪,是指任何人不得「被強迫」作出對自己不利的陳述,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3項第7款:「所有人一律有權平等享受『不得強迫被告自供或認罪』最低限度之保障。」,美國憲法第五條修正案:「…不得被強迫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自證其罪…」。無罪推定更是舉世公認的基本人權,在世界人權宣言、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都一一昭示:「所有人在未依法證實有罪之前,應有權被視為無罪。」

在美國,美國內地稅法對於舉證責任之特別規定:「在任一法院訴訟程序中,納稅義務人如提出與確認課稅責任事實有關之可信證據時,應由主管機關就該項事實負舉證責任。」,美國內地稅法經由1998 年之改革法案後,雖明確規定將舉證責任在符合一定條件之下,轉換予國稅局(IRS)負擔,以減輕個人及中小企業之舉證責任。此外,美國國稅局就稅務罰則部分,應負舉證責任,同時美國內地稅法對於詐欺逃漏稅及基金經理人明知參與違法買賣行為等,亦需由內地稅務局負舉證責任。另一方面,在台灣,國稅局竟然可以自行決定對人民做強制執行,而未經過法院裁准,國稅局僭越司法權,違反民主法治國家權力分立原則。

眾所周知復查、訴願都屬行政機關內部審查,都是自己人,有官官相護之嫌,公平性倍受質疑,敗訴者多,人民最後不得已走向法庭,除了要遇到向國稅局嚴重傾斜的恐龍法官,還要面對人民要自證己罪的不公平審判制度。在台灣,人民若被課錯稅要討回公道,幾乎是一勝難求,凶險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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