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出處： 台灣法律網

文 / 羅吉強

最近一位會計師在媒體上爆料，自己客戶跟國稅局在稅務行政訴訟上的爭訟過程，案件經法官調查後，國稅局的人員始終傲慢的堅持核課處分沒問題，直到法官表態將判決國稅局敗訴，國稅局人員態度才開始改變，並對會計師說，這個案子已經搞了2、3年了，如果被判敗訴，回去不好交代，是否多少繳一點稅？會計師問要多少？國稅局的人員回覆「40萬」，經過往返協商才敲定20萬成交！會敲定是因為客戶不想再浪費時間與國稅局糾纏，且繳稅後還不致利潤全無，於是同意協商和解。過程讓該會計師意外了解到，原來在台灣，「喊價」也是一種核課稅額的處分方式！

事實上，稅捐單位這種喊價式的「私下協商、未提出證據就要求繳稅」的做法，完全展現國稅局證據不足，強行課稅的違法過程。因爲如果證據充分，必定可以要求納稅者全額繳足，哪有減稅的道理。身為公務員可以這樣任意減稅嗎？難道就不怕有圖利納稅者的罪嫌？可見協商繳稅的方式，明顯違法不合理，更令人民普遍不安，也違反了我國既有的法律與憲法保障人民的基本人權，值得立委們積極修法，箝制違法惡行氾濫傷害人民。

首先，課稅必須有法律依據與事實證明。憲法及司法院解釋一再強調，所謂的「租稅法定主義」，就是稅捐的構成要件、稅基等，都應該有明確法律或依據的法條解釋，但現行稅捐機關竟以口頭壓力或一些模糊理由（如「不好交代⋯」，取代法定程序，稅捐單位無法治概念的行政方式，離譜到令人傻眼。

再者，現行法律已經明確把課稅要件事實的「舉證責任」歸屬於稽徵機關。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11條第2項就規定：「稽徵機關就課稅或處罰之要件事實，除法律另有規定外，負證明責任」；且稽徵程序應採職權調查、不得以違法調查取得的證據作為課稅基礎，並應事前給予納稅者說明的機會，以保障納稅者權益。稅捐稽徵法也有相應規定，要求稽徵機關就其主張的事實要提出證據。換句話說，稅務人員若未能提出或說出明確證據，僅以「多少繳一點，比較好交代」等說詞，來逼迫納稅人屈服繳稅，已明確違背法定程序與舉證原則，更有違法強制課稅之嫌！

再加上我國目前法稅的救濟程序，非常的嚴苛，部分法規表面上好像給了當事人救濟管道，但又用其他法規限縮當事人的救濟權。就如稅捐稽徵法第39條第1項規定，提起複查者可以暫緩移送強制執行，但第2項馬上又說，縱有提出複查，若沒有符合其他條件者，還是要移送強制執行，也就是說縱使當事人依規定，已繳納1/3稅額或已經提供相當擔保，並且也提起訴願了，還是不能保證你的財產不會被稅捐機關強制執行，因為訴願法第93條第一項就規定：｢原行政處分之執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因提起訴願而停止。｣也就是說，你雖然已經在訴願的救濟程序中，但稅捐機關還是可以強制執行你的財產，也就是說稅捐機關依法根本隨時都可以拍賣你的財產，所以現行的救濟程序真的只是擺著好看而已，根本保護不了人民的賦稅財產權！於是人民只好在國稅局違法課徵下，又主動提出協商金額時，鑒於我國稅務訴訟的人民勝訴率極低，權衡或能少繳些冤枉錢，也只好接受國稅局的協商，多少繳一點，難怪政府年年超徵千億以上，而稅災戶卻越來越多，台灣這種稅捐濫觴，徹底與兩公約應保障人權的規定背道而馳！

稅制的正當性不僅在於須有法律規定，更在於課稅程序是否公平透明、是否尊重證據與救濟權。任何未經舉證以「多少繳一點」的協商來替代法律程序的做法，都會侵蝕民眾對政府與法治的信任。政府更應立即自動檢討，並以法制手段遏止這類灰色「違法搶稅」空間，還給納稅人一個可被信賴的稅務制度。

所以政府應明確禁止稅務員在未提供書面證據前，不得以口頭「協商」壓迫納稅人繳款，並落實稽徵機關舉證義務，且建立獨立、公正的納稅者申訴與調查機制（現行的納保官由稅務人員兼任，沒有功能，可如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的消保官一樣，改由第三方公正獨立單位任納保官、公開審查結果）。此外對濫用「協商」逼繳稅者，更應建立明確懲處機制，才能遏止稅務員的違法濫權，讓納稅者獲得真正的賦稅人權。

而身爲民意最高代言人的立委們，更應督促政府盡速完成有效且容易實施的修法，規範懲戒違法公務員濫稅，確實保障台灣人民的賦稅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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