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11日
作者：陳志龍
文章出處：中時電子報言論版
台灣雖然在1987年解嚴，但是因為是寧靜革命，加上人民沒有真正要求落實轉型正義，導致表面上步入民主法治；但實際上，戒嚴的威權思考與體制，依舊殘存。造成侵犯人權的高牆。
益以，人權認知、權力分立的問題，並沒有在立法、行政、司法，徹底轉型。這個故舊思考仍存，沒有去假求真，導致行政官僚的恣意、依舊故步自封，渠等所作所為，悖離憲法、人權保障。而司法，很多人尚不知道司法應該是獨立的，負有審查真偽的機制，仍如同戒嚴司法，站錯邊，站到統治者那邊，忘記其負有積極法治功能，維護人權的當代啟蒙司法機制。其中，尤以行政法院，在某些認知，仍持舊貫，最令人詬病。
台灣行政恣意，蔑視憲法基本人權，公然為公權力侵害自由，其中尤以限制出境、出海的現制，實在顯示對於人權、法制的否定，甚至落入困境。職是，觀念的轉變、立法、行政、司法的理性發展，確屬要務。
A.觀察現象：
現行的限制出境，主要分為行政法與刑事法兩種。在刑事法的限制出境，沒有法律明文限制其條件外，致造成莫名其妙被剝奪出境的行動自由，且往往慢長的剝奪。為此，在立法院有蔡易餘等16名委員、段宜康等18名委員提出「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案」。針對目前的限制出境、限制出海的處分，違反憲法的法律保留、法官保留，而要在立法上對於相關限制，予以明定條文，尤其是要件、期間與次數的「遊戲規則」進入立法保障。
但限制出境，最為不明確、恣意、流濫者，應該是行政法的限制出境。尤其是稅捐稽徵法、入出國及移民法的相關規定，似乎只佔在威權時代的「行政高權」的單方面角度，蔑視人權保障的當代法治潮流。由於台灣的稅捐稽徵法，還是戒嚴思考的產物，導致其超越一般行政罰，只能夠對於財產，竟然還有剝奪、限制人民自由的行政處分。將人民關進高牆黑暗中！
目前因欠稅動輒對人民為出境管限制，所依據的並沒有目的性的構出要件要素。目前只有欠稅達一定金額，表面上說在「租稅保全」，但怎麼可以剝奪、限制行動自由，根本欠缺目的性。如依稅捐稽徵法第24條第3項規定欠稅已達200萬元以上，符合「限制欠稅人或欠稅營利事業負責人出境規範」規定，就限制其負責人出境時，應以全體董事為限制出境對象。因此，全體董事遭限制出境。前司法院副院長城仲模表示，限制出境影響人民遷徙自由，侵害工作權利，又沒有法律上的明確規定，已嚴重侵害人民權利，有必要探討是否讓限制出境法制化。
B.分析：
當新世代，政經瞬息萬變，而啟蒙運動，已經是人權至上。所以，除官僚、除威權、除納粹、除神秘化，早為21世紀的價值；然台灣還是沒有和人權法治接軌，台灣的公權力仍是戒嚴時代的舊思維。
在當今，公權力對於人民的法益侵害行為，即是犯罪構成要件該當性的行為，而限制出境、出海，行政機關用來「綁架」人民的手段，本質上就是國家犯下了刑法第302條「剝奪行動自由罪」。而根據學理，國家的如此行為，就有強制罪、剝奪行動罪的構成要件該當性，是否具有「阻卻違法」理由，就應該要審慎考量。
C.批判：
不只《刑事訴訟法》是人權保障法；《稅捐稽徵法》也要是財產人權保障法，立法院的新立法，要轉變侵害人權的法律，成為保障人權的法律。
舊時代，行政權恣意凌駕人權，立法委員，應該站出來透過人權修法。限制出境，實務上多以1984年的最高法院刑事庭會議決議，賦予合法性，憲法規定，限制人民自由，一定要有法律，怎麼可以用一場會議決議，這顯然違憲。而把限制出境，當成限制住居的方法一種，也是牽強附會，二者概念不同，不容比附援引。
職是，立法明確性的法制化作業，刻不容緩，立法院應該站出來幫人民說話，強化人權保障。刑罰，對於自由、財產為剝奪或限制；而行政罰，則只能夠對財產為處罰。行政罰，不得超越，而進入自由法益的侵害。
在《稅捐稽徵法》的限制出境，只以達一定金額，就限制出境，已經有對於自由的侵害，這種行政罰，顯有問題。法律根本沒有對目的行為明確規定，所以國家的強制罪、剝奪行動自由罪行為，應該要嚴格限制使用，不應該隨便作出限制出境處分；否則就是行政權恣意，違反三權分立。
財政部與行政法院，沒有維護人權，仍不脫戒嚴稅法的暴力性質。為此，立法、司法的維護人權，幫助行政機關轉型，洵屬重要。
D.解決方案：
法治的立法：為杜絕行政權如此恣意的侵害人權，有必要立法增列「納稅人有逃亡之虞」的防逃保全的明文要件。才可進行政法上的限制出境；否則，不讓欠稅者到國外賺錢，根本就是租稅破壞，怎會是租稅保全，顯無實益，反而有害租稅徵收、租稅保全。
有關人權，如牛頓所說：「我們建構的是太多的牆，及太少的橋。」要拆戒嚴威權的牆；築起人權的橋。
刑罰，對於自由、財產為剝奪或限制；而行政罰，則只能夠對財產為處罰。行政罰，不得超越，而進入自由法益的侵害。在稅捐稽徵法的限制出境，只以達一定金額，就限制出境，已經有對於自由的侵害，這種行政罰，顯有問題。法律應該要有對目的性為明確規定，杜絕國家恣意的強制罪、剝奪行動自由罪行為。
（作者為前台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台灣財經刑法研究學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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