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出處：台灣法律網

文 / 羅吉強

法官如何能讓律師發狂？一般來說法官審理案件，基本需要先調查證據虛實，再進入雙方辯論，以驗證是否為真。而人權律師張靜在一件訴訟案過程中，不滿承審法官濫用訴訟指揮權，對其訴訟爭點整理的要求，表示要在證據調查的程序一併處理，但在證據調查程序中，對張靜律師要求調查的證據，又表示要在辯論程序中一起調查，但進入辯論程序後，卻完全不給張靜律師調查證據及辯論的機會，竟當場宣布「辯論終結並退庭」，等於直接剝奪了張靜律師調查證據請求權及辯論權，因此張靜律師在法官宣告退庭後，大罵「法官，混蛋！」，想不到台北地方法院院長竟以「侮辱公務員罪」將張靜律師移送檢方，而檢察官也馬上將張靜律師起訴，張靜律師表示，他將在法庭呈現所有事實，讓世人明瞭法庭惡質法官的真實嘴臉。

張靜律師所謂「法官，混蛋」的情緒性言語，依當場現況而言，是自己抒發情緒用語，其實並沒具體指名道姓，也未「當面」侮辱任何特定人，而刑法第140條侮辱公務員罪，是指「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當場侮辱或對於其依法執行之職務公然侮辱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其構成要件是「依法執行職務時」，法官的職務是開庭審理案件，一旦宣告案件辯論終結退庭後的時間，就不屬於「依法執行職務時間」，所以不符合法條所說「執行職務時當場」的構成要件；而且張靜律師僅在法庭內自己抒發情緒，而法庭有門禁管制，並非「不特定多數人得隨時進出」的場所，當然也不符合所謂「公然」的定義。但是想不到檢察官竟然都不查，直接迅速將張靜律師起訴，也讓部分民眾不滿，才會有人在地檢署上頭直接掛升執政黨的黨旗，暗諷當今司法辦案風向就是執政黨的指標，難怪人民對司法滿意度一直都非常低。

因為人民長期對司法的滿意與信任度不高，司法院為彰顯滿意度已提高的假象，特地在民國111年(2022年)透過媒體發佈「一般民眾對司法認知調查」結果，表示人民信任法官的比例為58.8％，創歷年新高，並稱說因此證明司法進步了，但同年國立中正大學犯罪研究中心的民調，卻發現相信法官能公正審案的民眾僅有32.8%，而台灣公民人權聯盟的調查結果顯示，也只有34.9%人民認為台灣司法公正，這兩家民調非常接近，民眾不相信司法的比例皆超過6成，但卻明顯與司法院的調查報告大相逕庭，何者比較接近事實？相信人民心中自有一把尺。

同時台灣公民人權聯盟也首次對檢察官進行民調，有高達84.7%受訪者認為，檢察官會受政治力影響；60.8%民眾認為檢察官會收受賄絡；67%認為檢察官辦案過程會濫用權力，顯然大多數人民都不認為法官與檢察官能維持司法公正。

我國因現行無證據法的規範，法檢要決定採或不採用何種證據時，根本無法可依，導致如何取捨證據完全只憑法官或檢察官的個人意識，美其名為「自由心證」，但未依科學與法理規範，變成法檢說了算，只要法檢認為想採納的就直接採用，不需任何有效證據力，但認為沒證據力的則連查都不查，最常見的就是只採信一方，而另一方要求調查的證據，就以「沒有必要」或「不足採信」就直接駁回，剝奪當事人的訴訟權益，當事人當然不服連證據都沒被調查就被判敗訴的窘境，自不可能感受到有被公平審判，當然會選擇上訴。長此以往，訴訟案件因裁判品質不佳的上訴率急速膨脹，也增加案件處理時間，讓人民常花了多年的時間與精力，卻還得不到公正的訴訟結果，自然不可能滿意司法裁判。

其實真正的「自由心證」必須符合「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也就是需要有邏輯及證據，缺一不可，美國律師江建祥曾戲稱我國不講邏輯及證據的心證為「豬油心證」，凸顯了我國法官及檢察官對「自由心證」的濫用，919竹北案遭警方非法以現行犯逮捕的黃姓婦人，事後提告警方違法剝奪行動自由，結果檢方卻不起訴，甚至再議、交付審判都被裁定不受理，而法院裁定不受理的理由，卻是一面倒採納檢方的理由，指稱黃姓婦人聲請調查的證據「沒有必要」，而檢方不起訴警察的主要理由，是依六家派出所副所長的證詞，認為警方是「請」黃姓婦人至派出所協助調查，黃姓婦人也是「自願」至派出所，所以「沒有強制」的問題，故「不起訴警方的濫權行為」。但從網路影帶還原事實，發現眾多員警當場圍住黃姓婦人大聲喝斥，黃姓婦人嚇得說不出話，且是被眾多員警包圍帶往警車方向移動，根本就不是用請的，顯然也非自願前往，檢方的「自由心證」顯然與事實違背，但卻被法官採信而因此脫罪。

黃姓婦人是在沒有告訴人的情形下，被以現行犯強行逮捕至六家派出所，六家派出所副所長既是當事人的同事，顯有利害關係，為何檢方寧願相信有利害關係者的人證，而不相信有事實呈現的物證？而檢方為了袒護違法警員，甚至荒唐稱說因行政執行官李貴芬有事先口頭報案，所以警方才會到現場盤查，但口頭報案根本無法證明，所以報案依法就應該以報案單為依據，在當事人沒有完成報案程序時，該案根本沒有立案，哪來的現行犯可言？而且現行犯的逮捕過程，依法當場應告知罪名，而錄影過程顯示，黃姓婦人問警方她到底犯了何罪？警方竟說，到了派出所就會告知罪名，顯然警方當時也還不知是何罪名，才沒當場答覆當事人就直接違法逮捕。而黃姓婦人是在當天18:15先被以現行犯強行帶至六家派出所，而李貴芬則是之後19:27才到竹北分局報案，20:51才完成報案筆錄，有媒體報導資料為證，但黃姓婦人當時已在派出所被剝奪人身自由達數小時之久，此案一開，是否台灣警方以後都可以說，有人口頭報案，就可到特定場所以現行犯先行逮人？那我們與警察國家有何分別？

為了防止因檢方不作為而侵害人民訴訟權，法律才有交付審判的設計，所以法院應該謹慎審查檢方為何不起訴的理由，也更應該調查聲請人所提出的證據虛實，若認為人民所提出的證據不可採，則應明白告知為何不可採，好讓當事人信服，而不是說因為採信檢方的理由了，所以聲請人的證據就沒有必要調查而駁回聲請，這顯然是濫用「自由心證」，因為只有調查了聲請人要求調查的證據，才能證明檢方所採的證據是否經得起事實的檢驗，這兩件事本來就沒有一定相違背。所以司法院當務之急，就是提出有效可行的證據法並法規化，以作為訴訟法檢與當事人遵循的依據，減少「自由心證」濫用的爭議，人民對司法的滿意度自然可望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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